□2012年,王小龍舉辦了自己的詩歌朗誦會,開始前,他掏出口琴,吹了一曲。
  □1980年代初的王小龍,在工廠,這時候,他已經離開了工廠,乾起了“文職”,但他經常回老廠去看看。
  □星期日周刊記者 謝 嵐
  王小龍是在“兩層樓以下”長大成人,那裡的生活深深影響了他對影像、對真實,乃至對生命的理解。
  2008年,外白渡橋拆下來大修,一年後再重裝回去。當時,已在藝術人文頻道任職的王小龍向台里提出,直播。大家聽了一愣,市政工程也可以直播的?聽完王小龍的闡述,大家贊成。除了講述外白渡橋曲折的“前世今生”,王小龍自然少不了一個紀錄片導演的“慣性”:普通人和這座橋有什麼關係?
  他發起了一項徵集:凡是在外白渡橋前合影過的上海市民,都可以把照片發給節目組,在電視上展現出來。“我跟你講,是上海人,每家人家都有這樣的照片。結果來了幾千張。”王小龍笑起來,“那天一些老人談得很好,有的講,‘813’那一天,怎麼通過白渡橋涌進租界逃難的。有的講,結婚那天特地去拍的。拆掉時候,有些老太太眼淚都掉下來了,我們趕緊說,會回來的。會回來的。這不是簡單的修橋,它寄托很多,是一種見證。”
  不論紀錄片、專題節目,還是上海城市宣傳片,王小龍都有同一句話:“高樓大廈高架拍那麼多乾什麼?光拍高樓大廈,那是炫富。我認為上海都在兩層樓以下。”
  他當然知道,兩層樓以下的上海擁擠、潮濕、散髮著經年累月的膩垢味,住在裡頭的人無一不想住上明亮寬敞的大房子;他也知道,摩天大樓是只殼子,裡頭也是一個個鮮活、值得記錄的人。
  只是,他是在“兩層樓以下”長大成人,那裡的生活深深影響了他對影像、對真實,乃至對生命的理解。
  讀中學,冬天在校辦工廠燒磚頭,夏天去游泳池當救生員。“那天下午,學生多,一低頭看見水下有個人影,趴著不動。我叫了一聲就跳下去了,另一個救生員也跟下水,抓住手腳,拉出水面,托上池沿……我用手指拉出那小弟弟的舌頭,把他橫在腿上控水。水從嘴角流出不少,可人還是一動不動……做口對口呼吸。一點反應都沒有。後來就是抱著他朝外跑,對面是閘北中心醫院的後門,穿過太平間,穿過護校,就看見醫院大樓了。我抱著小弟弟跑,真的,一路上什麼念頭都沒有,就知道希望一點點沒了,因為他濕漉漉的身體一點點僵硬了。”王小龍寫道。
  17歲,進了工廠,當運輸工人,開著車在各個車間跑老跑去。“廠里有整個亞洲最大的鑄造車間,像陰曹地府一樣,地上不敢亂踩,滾燙的翻砂,大頭皮鞋踩上去,鞋底就‘嘶——’一聲。冷加工車間呢,手指頭削掉的,多了。做木模的工人做到退休,手指完整得很少。有些女工,開小車床,車頭飛轉,很緊張的,夏天,鐵沫子,濺到胸口,多少燙,她也不敢動。工廠女工無所謂的,還敞開衣領,小龍,小龍,儂看噢……”王小龍回憶道,“我還碰到過一樁事體,做到下半夜了,一個女工。一糊塗,手套勾住,手就捲進去了。這個女工暈血,連人帶高凳子往後翻倒,撞到地板的鋼板,死了。”
  星期日:你自己和死亡也那麼近過嗎?
  王小龍:唉,也有過三四次,能活下來,我跟你講,全靠本能。有趟我聽到頭頂上的料斗“咯噠”一聲,看都不看就逃出去。料斗砸在地上,一片煙塵,開行車的同事嚇得臉都白了。
  星期日:你在工廠獃了幾年?
  王小龍:九年。
  星期日:這九年的生活對你內心有什麼影響?
  王小龍:生活要活得扎實一點。你就是一個工人,你就是把你的活乾好,憑手藝吃飯。那時候的歡樂今天看來都是很卑微的歡樂,晚上下了班去洗澡,很歡樂、很開心的樣子。洗乾凈了,換上衣服,騎自行車回家路上,如果天好的話,這一路上還是很開心的。
  星期日:那麼小就經歷了死亡,你問過自己,這對你有什麼影響嗎?
  王小龍:這就是真實,這就是生活帶給我的東西。有時候我跟“小朋友”說,實際上你沒有好好生活過,天天在幹活,但還是很漂浮。
  星期日:什麼是好好生活?
  王小龍:比如說,工友一條腿被鐵水燙傷了,你背著他去醫院,那條腿的皮肉……就像白斬雞放在開水裡燙熟了,皮都捲起來了。你要記住。
  星期日:你的意思是,經歷不幸才算生活?
  王小龍:那倒不是。我那時這麼小,真真切切知道每一條生命都要死了。這個感受不是你願意,你是被迫的。而且你知道什麼叫無助,什麼叫無能為力,別說什麼改天換地,王小龍能改變什麼?我什麼都沒改變,我可以影響周圍一些人,影響一些小朋友,增加一點職業態度,最多這個了。人的生命就這麼脆弱,所以每一條生命都有它的尊嚴。中國人的生命是很……就希望我們這幫人還是算搞一點和人,和歲月,和生活有關的東西。人是重要的。
  採訪的這段時間,上海總是下雨。潮濕的空氣喚起了王小龍的“情景回憶”。前幾天早晨,他猛地又想起年輕時候的事了。那會兒,他十六七,大家都叫他“小龍”。樓上有個同齡的小胖子叫“大龍”。除了睡覺,“小龍”在“大龍”家的時間比自己家還長。
  大龍準備江西軍墾去了,後來查出來骨肉瘤,一條腿截肢,不能去了。“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那天突然想起了他。”王小龍皺著眉頭,眼神中帶著迷惑而肅然,“那天,我穿著雨衣,騎自行車,到鐵路醫院去看他。看門老頭盯著我看,說你找誰,我說找誰誰,他還是盯著我看:沒有了知道嗎?這個人沒有了你知道嗎?我當時真的就是愣了,反應不過來,沒有了什麼意思?老頭就盯著我看。我糊裡糊塗冒著雨騎回來,一進門我大姐跟我講,小龍你知道嗎,大龍已經去世了。我趴到窗臺上放聲大哭。”“60歲的時候,你突然回到那個畫面,心裡是什麼感覺?”記者問到。
  頓了一會兒,王小龍答道:“痛苦,還是很痛苦。你上次問我對這個城市什麼感情。那份情感,不是幾個詞就能概括的。但是萬一你要叫我回顧起來,我能想到的就是,你有很多親人,還有很多親近或者不太親近的朋友,他們都在這個城市死去。我不知道這好不好,但這個是最讓你難以放下的。”
  [記者手記]
  有空陪她坐著聊聊,也是一種還債
  □星期日周刊記者 謝 嵐
  《一個叫做家的地方》播出很多年後,王小龍還和李阿姨一家保持著聯繫。阿姨生病住院了,兒子出海回來或者又上船了,女兒生了個外孫女,醜醜回到媽媽身邊去了……這種聯繫形容得很有意思,“小心翼翼,感覺就像欠了李阿姨的債。 ”
  我有些不解,問他,這份負疚感從而何來。他說,他呢,完成了一部作品,這部作品還得到了好評,獲了大獎,但李阿姨一家,又從中得到了什麼呢?
  對王小龍來說,《一個叫家的地方》是有些特殊意味的,他生長在蘇州河北岸,那裡凝集了他青年時代的回憶。“拍這個片子是想畫一個句號,我想還債。 ”他說。
  “我在那塊地方生活了那麼長時間,對她是有虧欠的。她養育你那麼長時間,起碼那裡的人群給了你生活的溫暖,在你最困難的時候,在你悲涼的時候,在你默默無聞的時候,他們一如既往地對你,對吧?所以當她老的時候,你要還這個債。空講感恩沒有用,你得做點事出來,對吧? ”
  嗯,蘇州河北岸老了,他想做點什麼,他很努力,但他還是有種什麼都沒做的虧欠感。
  好在一位年輕同行的作品,多少寬慰了他。
  靖大爺是北京後海的一位剃頭師傅,八十多歲,閑不住,就在衚衕里進進出出給老人剃頭。老人覺得出門不便了,就約他上門;老人好像不行了,他就去做最後一次服務。三十年,老主顧去世的就有兩百多。
  這片子,只有一個動作,剃頭,從頭到尾一共記錄了11個老人剃頭,第10個就是第一個,三個月一個輪迴,作者施潤玖就跟了三個月。 “《靖大爺和他的老主顧》拍得安安靜靜,作者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,他就是讓人覺得想陪著這些老頭走一段。 ”
  也許,走進他們的生活,不指指點點,大驚小怪,陪他們說說話,聊聊天,就是一種還債。
  (原標題:上海都在兩層樓以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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